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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波《自由奔放的年代——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怀想》,载《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20-06-24      点击:
导 言
        2020年5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本书是广西大学黄南津教授主编的“语言学与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丛书”中的一本,收录了2013年秋在西南学术重镇广西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的优秀论文,也收录了相关专家根据会议主题专门撰写的新作。总的来看,论文集以史料性、汇总性为主要特点,对了解与把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是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公众号有幸接受出版社的邀请,将转载其中的文章,但限于篇幅和排版,只能转载如下文章,敬请期待。需要说明的是,转载文章并不代表微信公众号观点,也不代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观点,仅为了学术交流。
      1.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语言学青年思潮及其发展——基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 申小龙
      2.“一带一路”需要语言学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服务——对我国五大科研基金语言规划类课题的思考 苏新春
      3.自由奔放的年代——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怀想 洪波
      4.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史略 赵世举 苏新春 陈海洋 申小龙 李运富
 
  主编简介  

      黄南津,男,1957年生,广西龙州人,壮族,广西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和文献学,包括语言研究、工具书编纂、广西与东南亚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民族、地方古籍整理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词汇文字研究”,国家语委重点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广西社科项目“北海市老城区及周边乡镇老街历史文化研究”、“方块壮字形声字研究”等。主持校注或编撰的著作有《梅庄杂著》、《赵柏岩集》、《〈南征录〉、〈广右战功录〉、〈西南纪事〉校注》、《百寿图考释》、《永福石刻》、《东南亚古国资料校勘及研究》等多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洪波《自由奔放的年代——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怀想》  

编者按:此文收入《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时有删改,应作者要求,现在此转发作者原文。此文观点并不代表微信公众号主人观点,也不代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观点。
 

自由奔放的年代

——青年汉语史研究会怀想

 

洪波

 

      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学校园里,教室书声琅琅,图书馆灯火辉煌,礼堂里话剧表演人头攒动,学术讲座一票难求。那是自由奔放的年代,那是学术的春天。

      春天,小草发芽的季节;春天,春心萌动的良辰。

      就在这春的时节,1983年,我付笈南开,师从张清常教授和解惠全教授学习汉语史,主攻汉语语法史。1985年,蓝鹰、关键成为我的师弟师妹。1986年我硕士毕业留校,同年,白晓虹、张德萍也成为我的同门。

      在学术的春天里,莘莘学子们已不满足于课堂上的讨论和争鸣,学术沙龙逐渐蔚然,以青年为主的学术讨论会举国风靡。在上海,“现代语言学沙龙”声名鹊起;在武汉,“青年语法讨论会”四海云集;在天津,我和我的同门师弟师妹们也悄悄办起了“汉语史沙龙”。

      其时,天津高校中有汉语史专业研究生的基本只有南开大学一家,故而“汉语史沙龙”虽定期活动,但人数有限,活力受到影响。在一次沙龙会议上我提出举办全国性的青年汉语史研讨会,与会者同声响应。

      1986年金秋十月,“首届青年语法史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多位汉语史专业青年学子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中有复旦大学申小龙,北京大学王刚、邵勇海,北京师范大学朱志萍,华南师范大学甘甲才,湖南师范大学李运富、钱宗武、刘晓南、陈松长,广州师范学院李启文,辽宁师范大学张玉金、河南大学王立军,河南师范大学荆贵生,广西民族大学海柳文,新疆师范大学刘永耕,云南中医学院赵宏等40多人与会,可谓四海云集,其中多数都是在读研究生。

      当时南开大学条件很有限,我和我的同门又都是第一次组织这样规模的学术会议,没有一点办会经验,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和初生牛犊的冲劲就把会议开起来了。会议没有领导讲话,没有排座次的合影,连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没有。会议的生活条件更是艰苦,与会者没有住宾馆,而是住在南开大学供进修教师用的学生宿舍里,睡的是上下铺,吃的是学生食堂。这样的开会方式和会议条件虽不敢说前所未有,但肯定是后无来者。今天想来,我仍感到非常对不住远道而来的朋友们。

      会议条件虽然艰苦,但与会者没有丝毫的抱怨情绪,人人热情洋溢,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我本人更是第一次体验到与各地同道畅言学术的欢愉,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在“首届青年语法史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同意成立“全国青年语法史研究会”,创办《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者园地》,研究会的联络处暂时设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由洪波负责联络处的工作,蓝鹰、关键、白晓虹和张德萍等人协助。当时我们这些年青人对于创立民间学术组织都需要什么手续是一无所知,大家觉得需要有这么个学术组织,就倡议成立了。研究会提出了“交流信息,沟通思想,互相切磋,探索新方法、新途径。”的宗旨,但没有成立理事会。会议结束之后我给学校写了一个报告,没想到很顺利的就批准了。

      《全国青年语法史研究者园地》的创刊号应是1986年底或87年初问世的,到1988年学会联络处移到湖南师范大学之前,《园地》一共出了5期。可惜的是,由于多次搬家、工作调动等原因,我手头已没有了这本浸透着油墨芳香的刊物。《园地》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我负责,打字、印刷和邮寄等工作则是我和蓝鹰、关键、白晓红、张德萍等人一起做的,向光忠教授的研究生史建伟、孔祥卿也帮助做了一些事情。当时由于没有经费支持,这些工作都是由我们自己动手,虽然繁琐,但乐在其中。

      “全国青年语法史研究会”的第二届年会是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的,会议由华南师范大学的甘甲才、吴辛丑等具体筹备,我们南开的几个人协助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当年我因为考取邢公畹先生博士研究生,未能参加第二届年会。华南师大吴辛丑兄当年曾多次联系,却一直缘悭一面,直到今年11月我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调研,辛丑兄作为分管研究生的副院长接待我,才有幸晤面,真应了“是朋友之缘,终不会彼此错过”这句真言。在这次会议上,研究会决定联络处转移到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由李运富负责。转移到湖南师范大学之后,研究会更名为“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会刊更名为《青年汉语史学刊》,研究会的各项工作也开始走向正规,李运富等人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研究会走向正规的标志性举措是设立研究会理事会,继而又设立了会长和副会长。理事会的成立对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和各项工作的推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应该说,主要还是靠李运富等几位湖南师大的同仁的积极努力和任劳任怨的工作,特别是在李运富等人的努力下,研究会挂靠到湖南省语言学会名下,获得了合法的身份,这是研究会能够发展壮大的真正原因。在研究会第一届会议上我之所以没有倡议成立理事会,设立会长、副会长,是基于以下考虑和担心:第一,“全国青年语法史研究会”是志趣相投的青年同仁组织,目的是为青年同仁们提供联络性服务和学术信息,让青年同仁们能有一个自由发表学术见解的园地,没有必要因设立一个组织形式而陷入可能的人事问题当中。第二,也避免给学界造成一种年青人不热衷于学术却热衷于立山头、封大王的印象。

      1990年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在四川大学召开,会议由川大中文系武宗文、俞理明等人筹备举办。我于1989年10月赴广西做语言调查,1990年4月初从中越边境的小城龙州经南宁直接到成都参加这届会议。与我组织的第一次会议相比,这次会议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高出很多。在这次年会上,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文化语言学会”,除了继续保持原有的“团结、交流、求实、创新”宗旨外,又增加了自律性会风:“提倡百花齐放,反对扬此抑彼;提倡平等和谐,反对争名逐利;提倡谦虚谨慎,反对浮躁自大。”这个自律性会风的倡议就是为了避免我当初所担心的情况出现。

      1991年,更名后的学会秘书处转移至湖北省襄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秘书长由赵世举担任。世举兄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会的组织工作和会刊的编辑工作当中。学会的后期,各项工作得以延续并有所发展,世举兄之力是赖。

      1993年世举兄召集了一次学会常务理事会议,那是我本人参加学会具体工作和会议的最后一次。

      1997年,“中国文化语言学会”秘书处转移到广州师范学院,这之后的学会性质和当初成立的“全国青年语法史研究会”“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已经大相径庭,我本人对这之后的学会运行情况就不太了解了。

 

      2012年广西大学举办了一次学术会议,主要是回顾“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历史,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了题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谈的是我个人对申小龙的学术评价。我与小龙兄在首届“全国青年语法史研讨会”上相识,并从此结下深厚的私人情谊。当时小龙兄是张世禄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是当年国内仅有的专攻汉语历史语法的博士研究生,他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才思敏捷,咄咄逼人。在那自由奔放的年代,他恰逢其时,才华尽展。小龙兄师从张世禄先生,也深受郭绍愚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在语言学届多数青年学子孜孜于西方新的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时候,他则对汉语语法展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从洪堡特、萨丕尔等西方学者那里汲取营养,从郭绍愚和张世禄两位老师的学术思想中䌷绎提炼,结合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对汉语语法提出了很独到的个人见解。他的一些学术见解和主张得到吕叔湘、朱德熙等前辈学者的欣赏,他也因此而声名鹊起,海内风靡。学术成就给申小龙带来了巨大的学术荣誉,也使他从此飘在空中无法落地。1991年在大连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我曾跟小龙兄谈过一次。鉴于他对汉语语法的探讨更多的是宏观的、哲学层面上的,而较少微观的、操作层面上的,所以我提出,希望他在已有的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微观层面的研究,俾使宏观认识能落到实处,俾使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小龙兄当时表示会认真考虑我的建议,但那个时候他已人在空中了。80年代,语言学届的很多青年学子们活跃有余,沉潜不足,前辈学者洞若观火,因而提出“务实”学风,小龙兄的学术路数与前辈学者的“务实”期望显然是有距离的,这是小龙失去前辈学者支持的根本原因。1990年以后,小龙兄开始将他所倡导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凌驾于中国语言学之上,提出语言有人文性与科学性之分,汉语是人文性语言而印欧语是科学性语言,提出人文性语言只能用人文性研究方法来研究,提出“中国文化语言学”就是中国语言学,他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吕叔湘等前辈学者,说了一些过头话,因此导致学术界的巨大反弹,加上他个人学风上的瑕疵,使得更多的学界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对他的评价产生180度转弯。我想,冰火两重天的人生况味小龙兄应有深刻体验。不过,话说回来,申小龙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是他的学术自由,他的学术观点是错误的,可以通过学术争鸣来与他商榷,他学风上的瑕疵和他对待前辈学者的态度也可以写文章加以批评。但曾经一度,学界的一些学者采用非学术方法对待申小龙。某一年,我在南开的一位同事拿着一份讨伐申小龙、建议复旦大学处理申小龙的签名名单找我,希望我在那个名单上签名,我面斥之。我不在那个名单上签字,不等于我赞同申小龙的学术观点、学风和他对待前辈学者的态度,实际上,在1993年襄樊会议期间,我就曾对小龙兄的学风问题直接提出过规劝意见,但我反感这种使用非学术手段来对待学者的做法。附带说一句,申小龙至今仍在执着地从事着他的文化语言学研究。2006年,我借在上海师大开会之机,去复旦看望过他一次,跟他深入地交流过一次,我试图说服他将他的文化语言学理论与现代西方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结合起来,或许能走出一条全新的路子,他断然拒绝了我的建议。荀子说“君子之学如蜕,翻然迁之”,小龙对自己的学术过于执着了,对此我深不以为然,但另一方面,他这种宠辱不惊,坚持自我的精神,我还是十分钦佩的。

      “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的命运与申小龙的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说偶然,从大处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拨乱反正,大学恢复考试招生,学术收拾劫灰重上征程,这才有了80年代朝气蓬勃的学术气象,才有了我们这些青年学子求师问友、跃跃欲试的进取精神,才有了“首届青年语法史研讨会”的召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也就根本不会有申小龙这样的人物出现。从小处说,申小龙与“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结缘始于“首届青年语法史研讨会”。当年收到会议通知并回复我们的有72人,到会的40余人,申小龙来参会是有偶然性的。在首届会议上,成立了“全国青年语法史研究会”,但没有成立理事会,没有讨论研究会的运作方式,没有起草研究会章程,这就使得这个研究会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松散涣散的学术组织。1988年,“中国青年语文学会(筹)”与“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合并。这次合并,壮大了队伍,为更多的青年学者提供了更大的学术交流平台,这件事本身不是坏事,但从学术组织程序来说,“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没有理事会,没有理事的投票表决,才使得这两个学术团体能顺利合并。就申小龙个人来说,他在“中国青年语文学会(筹)”中已经取得很高的学术威望,随着两个学术组织的合并,也把他的学术威望带到了“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当中,这才有了1990年研究会的更名。因此申小龙对“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的学术影响力也带有某种偶然性。

      说必然,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申小龙是研究古汉语语法的青年才俊,无论是最初的“全国青年语法史研究会”,还是后来的“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他的加入都是顺理成章的。其二,当年加入“全国青年语法史研究会”和“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的同仁以硕士研究生为主,而申小龙当年是仅有的研究古汉语语法的博士研究生,在学术上他比研究会中大多数同仁都要更加成熟,而且他才华横溢,写出的文章汪洋恣肆,为很多人所折服,他在研究会中赢得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很强的学术影响力也就势所必然,他成为“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的会长和“中国语言文化学会”会长也就势所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申小龙的个人学术魅力成就了“全年青年汉语史研究会”的发展壮大,成就了“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在当年国内语言学届的声誉和地位。这就是我所说的“成也萧何”。

      申小龙的个人学术魅力成就了“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成就了“中国语言文化学会”,但与此同时,他的个人学术也绑架了“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绑架了“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更名为“中国语言文化学会”与申小龙的个人学术取向就有直接的关系。在研究会更名的时候,曾提出“提倡百花齐放,反对扬此抑彼;提倡平等和谐,反对争名逐利;提倡谦虚谨慎,反对浮躁自大”的会风口号,这个口号其实主要是针对申小龙而发,反映了当时同仁们的忧心忡忡,但申小龙的学术影响力与日俱增,已无人能制衡。尽管其时学会已经成立了理事会,但理事会内部的学术民主机制并未建立起来,最终造成申小龙荣则学会荣、申小龙损则学会损的局面。当申小龙成为语言学界主流大加挞伐的靶子时,“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和“中国语言文化学会”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我回顾自己所参与和经历的“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的时候,脑子里一再浮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两句谶语。不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生命的久暂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重要的是在生命的过程中你经历过什么,贡献过什么,享受过什么。“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从最初的“全国青年语法史研究会”到“全国青年汉语史研究会”,再到“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到最后不了了之,大约经历了十余年,我本人真正参与其中的有八年。那八年是我初窥学术门径的八年,那八年是我初阅学术江湖的八年。八年当中,我结识了很多学界朋友,学到了很多从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而更重要的是,我和一帮青年学子们一道,在那自由奔放的年代,创造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是否能进入学术正史,我不得而知,也无心揣测,但我经历了,我无怨无悔;我与同侪共同创造了,我为此深感荣耀。

 

                                                                                                          公元2015年12月9日于京城四毋斋